介入与融入：“资本成长式”帮扶机制与新生代农民工——从资本视角看共青团组织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中的作用发挥
余姚团市委 严文渊
(此文获2012年度宁波市共青团调研奖一等奖)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表征，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已然摆上了各级政府机构工作的重要位置。如何让农民工在城市找到归属，在提升自身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实现其与城市市民之间的和谐相处，实现农民工自身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同频共振，已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步返乡, 新生代农民工陆续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作为执政党的青年组织, 把这个分布在各个领域、各类社会组织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吸引凝聚起来, 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是共青团的一项重要任务, 是实现“两个全体青年”工作目标的需要。
诚如布迪厄所指出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是经济资本得以提升的重要前提。因此，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存量构成了其能否和谐融入城市的双重因素。本报告综合运用了社会调查法、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等研究方法，立足共青团组织如何有效介入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并探索了“资本成长式”的帮扶机制，力求在资本视角下为改善其群体生活状况，加快其城市融入进程提供建议意见。
一、资本理论
“资本”原为经济学中的概念，指用于生产的基本生产要素，是市场主体牟取利益的客观凭借。20世纪后期，皮埃尔·布迪厄等学者从社会学的视野对“资本”概念进行了重整分析，指出“资本”不仅是经济资本，而且也包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文化资本是一种体现在行动者文化上有利或不利因素的资本形态，包含了身体形态、客观形态和制度形态。其中，身体形态文化资本是个体内含的知识、教养、技能、品位及感性等文化产物，主要通过家庭和学校教育获得;客观形态文化资本是个体拥有的书籍、工具、机械等物质性文化财富，是文化资本的“客观形式”;而制度形态文化资本是将个体掌握的知识和技能通过考试和授予资格证书的方式将其制度化，从而将个体的身体形态文化资本转换成集体的客观形态文化资本，如学术资格或毕业文凭等。
资本存量与城市融入关系图
与文化资本相对应，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是行动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在进行相互交换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社会资本的形式有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与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组织等。可见，社会资本是体现为互助、信任、规范、合作以及社会网络等因素的综合体。
不管是文化资本还是社会资本，两者在某些特定条件下都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并对行动个体在特定场域内的发展带来影响。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立足于个体和社会的协同和配合，强调个体素质的提升和社会成员间的信任与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个体与社会的目标。显然，对农民工而言，相对于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其融入城市的影响更为深远。
二、新生代农民工资本现状简析
据统计，出生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新生代农民工目前高达1亿人左右，在从乡村到城市，从专事农业生产到进城务工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生活“场景”发生了根本转变，其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也在长途迁徙的社会人文背景下急速缩减，新资本的获取面临各方面的挑战，并暴露出在融入城市的过程的一系列焦虑和不适。
（一）文化资本
身体形态文化资本相对缺乏。作为知识、教养、技能等观念形态的文化产物，身体形态文化资本是农民工通过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获得的，也是农民工入城后首先表现出来的资本形态。从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受教育程度上，新生代农民工明显高于上一代农民工和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普通水平，但与本市同年龄段青年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新生代农民工中文化程度为“高中或中专”、“大专及以上”的比例分别达到20.5%和5.8%，而本市同年龄段青年中相应的比例为39.7%和53.1%。从平均受教育年限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8年，而本市同等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6年。由于受教育程度相对不高，农民工群体的文化科技知识水平、职业技能素质普遍较低，其城市生活所需的思想道德素质形成受阻，部分农民工由于缺乏基本的城市生活技能，在初次求职中上当受骗，又不知如何寻求法律援助，往往采取非理性的维权方式甚至走上暴力维权的违法途径，给城市的和谐发展带来隐患。
人力资本特征抽样调查图
制度形态文化资本获取不力。制度形态文化资本是农民工拥有的且通过制度确定而形成的资本，是国家和社会机构予以认可和保证的文化资本，其表现为农民工的学历文凭、各类职业技能证书等。调查显示，外出务工青年工作经历相对丰富，75.6%的新生代农民工有1年以上的务工经历，49.8%的新生代农民工有3年以上的务工经历。而对有5年以上的青年进行调查时，发现掌握3门以上职业或工种的占大多数，但仅有40.4%的人表示自己曾受过专业的职业训练，拥有1本以上职业资格证书的仅占23.2%。
客观形态文化资本占有不足。客观形态文化资本实为文化的物化状态，是农民工所拥有的书籍、工具等物质性文化财富。相关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的客观形态文化资本占有量严重不足。以农民工家庭的藏书数量为例，在对本市某区域26家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实地调查显示，46.2%的农民工家庭明确表示一本书都没有，42.3%的人表示藏书在3本以下，只有11.5%的人表示藏书在3本以上。调查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学历层次不高，所从事的工作也大多属于简单劳动，工资收入微薄，开支往往集中于租房、一日三餐、日常生活用品开支等物质生活消费，用于文化投资仅占4.9%。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如果自我在低层次的生存需要都未得到较好的满足，那么作为较高层次的精神享受和文化需要就必然出现乏弱的局面，这就直接构成了农民工文化消费少、自身拥有的客观文化资本匮乏的重要内因。
消费支出图
（二）社会资本
社会信任度相对较低。身体形态文化资本的普遍缺乏，进一步使农民工与地方政府、社会之间的信任不断流失，这一方面表现为部分地方政府官员对农民工群体缺乏信任。另一方面，与政府信任缺失相伴的是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社会信任的流失。在由乡村熟人社会向城市陌生人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农民工走入了城市生活的全新“场域”，面对陌生的环境，许多农民工还非常不适应，加之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工作和生活区域治安不佳，导致一些市民对农民工存在排斥和歧视心理。当然，不管是于地方政府还是于普通市民，这种信任缺失事实上是相互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对政府、城市居民的信任程度同样不高，结果导致许多农民工在长期压抑中出现迷茫、焦躁，甚至不良的心态，融入城市的和谐之路受阻。
社会参与较少。普特南曾指出，参与网络提升了人们在单独交易中的潜在成本，促进了有关个人素质、品德等信息的流通，未来的合作在此之上进行。换言之，农民工参与网络越密集，就越有可能为共同的目标而进行合作，其客观形态文化资本的获得及融入城市也就有了更为坚实的社会根基。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农民工网络社会资本挖掘不足，受封建传统文化和乡村封闭式生活模式的影响，农民工的公民意识较为缺乏，其社会参与的责任意识和群体自我组织能力较弱，参与网络和结构尚未形成。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对象主要集中在这三大类中——居首位是同乡，这是一种地缘关第；位居第二是务工单位的同事，这是业缘关系；位居第三的亲缘关系，如亲戚、族类人等。这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的现实人际交往的欠缺。
社会支持网络较弱。本次调查列出了7种获取目前职业的途径，结果显示，绝大部分人是能过本人求职应聘或通过个人关系找到工作的，中介机构的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政府部门和工青妇团体仅是“配角”。调研显示，几乎所有（94.5%）青年农民工都有自主创业的意愿，但是他们对创业相关政策的了解却十分缺乏，73.9%的青年农民工对创业相关政策不了解，20.0%的青年农民工也仅了解一些，这与他们获取青年创业相关政策的渠道有限具有较大关系，他们主要通过电视节目、互联网获取信息，分别占35.3%、21.2%，其他途径相对较少。青年农民工在子女教育方面依次存在着入学、生活、家庭教育等方面的困难，分别占43.9%、27.7%、18.9%，并且希望通过社会组织、工作单位、党政机关、社会爱心人士等途径获取帮助，累计达到72.9%。青年农民工主要通过新闻媒体求援、上访两种方式来表达利益诉求，分别占32.71%、30.72%。在遇到困难和问题时，他们主要通过向亲戚和老乡这一“离土不离乡”的关系网络求助，累计达65.9%。
新生代家民工获取当前职业的主要途径
三、“资本成长式”帮扶机制的框架模型及初步探索
（一）工作预期
一个目标——促进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过程的有序进行
双重培育——文化资本培育与社会资本培育
（二）梳理网络，确保组织介入有触角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强, 长期游离于共青团组织体制之外, 缺乏组织关心, 缺少权益保障, 传统的共青团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已经不能对其进行有效覆盖, 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困难和挑战, 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规律和特征, 借助和发挥亲情、情感的力量找到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生活的平台。
实施“五家工程”。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职业分类、集聚分布和个性爱好等特点，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开展建家、组家、找家、强家、回家的“五家工程”，这个“家”包括聚集外来务工青年较多的驻外团组织、流动团支部、青年自组织、青年之家、青年博客群等，切实做到以“团”为根、以“家”为形、以“聚”为魂，将工作触角有效延伸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当中，真正使他们“离乡不离团”，为团组织有效介入提供坚实的组织基础。
实施“百日破题攻坚行动”。新生代农民工广泛分布于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社会组织中, 所以加强在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团建工作, 有利于将更多的农民工团结在共青团组织周围。积极开展两新组织团建“百日破题攻坚”行动，建立和完善团建攻坚倒逼制度、团市委干部联系基层点制度、定期通报制度、分片考核制度等，不断推动团组织对外来务工青年覆盖率和影响力。
实施“领雁项目”。选树和培养新生代农民工骨干, 带动新生代农民工参与团的活动。积极发现和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组织中威信高、能力强、思想正派的新生代农民工, 将其紧紧团结在团组织身边, 并为其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广泛吸引带动广大农民工参与团的活动。定期举办新生代农民工自组织负责人培训班, 不断提高其开展公益活动的能力和管理团队的水平, 积极发挥他们的骨干带头作用, 打开工作局面。
（三）锁定需求，确保成长帮扶有路径
引领成长。一是突出一个“活”字，开展“乡村青年文化艺术节”、“跨年音乐晚会”、“十佳青年网络歌手大赛”、“王益楠青春故事分享会”等既有思想性、教育性又有趣味性、参与性的活动。强化走进青年、直接面对青年工作的意识, 保持了与青年的紧密联系, 创新了引导青年的载体。二是突出一个“励”字，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 广泛开展创新、创优、创效竞赛活动, 注重发现和培养新生代农民工先进典型, 充分借助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 全方位、多渠道宣传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事迹, 发挥他们的示范带头作用, 激励新生代农民工不断成长成才。三是突出一个“导”字，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和兴趣爱好出发, 借助手机、电视媒体、QQ群、网络论坛、电子杂志、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加强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交流与互动, 构建新型的有效的引导动员平台。以“青少年爱心书屋”、“红领巾爱心图书角”等为阵地，让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能多读书、读好书。在利用团组织自身宣传平台的基础上, 积极引入社会宣传的媒体资源, 利用社会网络宣传平台扩大沟通交流渠道, 了解他们的心理和需求, 加强正面思想文化的宣传引导, 形成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关爱成长。一是促进交流，满足情感需求。依托社区、企业团组织，利用节假日举办与当地居民的“互融共建”联谊活动、在春节期间组织志愿者开展“一份热早餐，温暖回家路”活动，组织青年农民工参加“幸福城市，幸福相约”交友活动、义务献血活动等，让他们在增进相互了解、进行自我调适的基础上消除“心理融入”障碍。二是关爱子女，解决后顾之忧。组织青年志愿者小组(或团队)与农民工子女建立结对关系, 并建立接力机制, 重点开展以学业辅导、亲情陪伴、感受城市、自护教育、爱心捐赠为主要内容的关爱活动。以“新小公民欢乐节”、“农民工子女体验多彩警营”、“关爱小候鸟”、“流动青少年宫进农民工子弟学校”等活动为载体，营造全社会关心农民工子女的良好氛围，其中“农民工子女圆梦‘红舞鞋’”活动赢得社会广泛赞誉，被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青年报、浙江日报等多家国家级、省级媒体报道。三是广泛宣传，树立崭新形象。利用共青团在宣传方面的优势，广泛宣传，引导市民破除歧视农民工的旧观念，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引导市民对社会治安不稳定进行正确归因，在打消偏见的基础上消除歧视让具备条件的农民工有序地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和新产业工人。
促进成长。一是抓好就业创业培训。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缺乏职业技能, 培训热情高的特点,运用网络和社会动员的优势, 联合成人学校、职业技校、电大等, 依托职业技能培训基地, 积极协调企业和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 广泛开展青年经济论坛、劳动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二是深化青年创业小额贷款工作。积极探索扩大贷款的渠道, 加大与金融机构的合作力度, 出台《关于加快推进青年创业贷款工作的通知》，创新担保方式, 提高贷款额度、实行利率优惠、简化贷款手续、提高办贷效率方式，探索多种支持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途径。三是促成信息对接。流动团支部及时搜集企业的招工信息, 并向新生代农民工传递相关的就业信息、就业政策及当前就业形势, 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计算机培训等, 解决了新生代农民工最现实的就业问题。
保障成长。一是解决实际问题。广泛发掘社会资源, 积极联合“爱心之家”、“阳明天使志愿服务队”等公益组织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措施, 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医疗、卫生、法律、咨询、婚介等一站式服务, 切实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问题。二是积极反映诉求。积极开展新生代农民工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 听取新生代农民工的呼声, 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形成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成长成才的议案、提案,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社会融入。三是促成积分落户。通过广泛开展集中招募、网络招募、组织招募、专项招募等形式，强势推进外来务工志愿者队伍组建工作，出台《外来务工志愿者星级评定标准》，将参与志愿服务工作纳入积分落户的政策之列。
（四）着眼长效，确保项目运转有活力
落实多方位责任机制。团市委高度重视，结合上级团组织关于关爱新生代农民工系列活动部署，以推进帮扶工作全覆盖为目标，研究制定活动方案，明确目标要求和主要举措，落实工作责任制，形成了由团市委机关党组牵头组织、常委包片负责、市直团组织具体实施、团的外围组织密切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层层明责任、压担子，着力解决了有人管、有人抓的问题。
做好多点面结合文章。一是科学布点。按照新生代农民工的分布区域，将21个乡镇街道分为三类：外来农民工高度集聚区，如梨州街道等城区街道；外来农民工集中区，如黄家埠镇等平原乡镇；劳动力输出集中区，如鹿亭乡等山区乡镇，分门别类划定工作内容，量化考核标准。二是网格分块。依托“双网互动”建设网络，摸清底数，建立外来务工青年数据库，让务来务工青年共享“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三是空间联网。促成“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城镇组团——村（或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纵向葡萄串型、横向网络型的空间体系，建立起覆盖城乡的形态稳定、机制开放的帮扶组织网络。
开发多样式帮扶模式。一是结对模式，即以一对一的方式进行帮扶，如在“朝夕相伴共增辉”项目中，一个小组的“五老”志愿者与一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结对，帮助其完成学业。二是中介模式，即帮扶者与受助者通过团组织或志愿者组织这个媒介实现信息对接。三是集群模式，如组织东南学校师生参观绿色军营，感受幸福姚城。四是动态模式，即通过动态的服务来满足不同需求。五是虚拟模式，如借助青年中心“一线一网一部落”（电话热线、乐众交友网、河姆渡青年微博群），以虚拟的方式来促成新生代农民工交友婚恋。
中介模式 集群模式 动态模式
虚拟模式 结对模式
“资本成长式”帮扶模式
完善多元化参与体系。进一步拓宽渠道，广泛吸引企业、社会团体、青少年教育文化机构等多种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走集约社会资源的社会化发展路子。在经费保障上，采取“三个一点”方式破解资金筹措难题，即财政拨付一点、部门整合一点、企业捐助一点。在队伍建设，紧紧依赖志愿者资源，建立健全专兼相结合的人力资源支撑体制。在阵地建设上，充分利用各级团组织现有的教育、宣传、文化等方面的场所和设施设备，如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党群服务中心、学生活动中心、青少年实践基地等，以“用小钱做大事”的建设思路，通过分时段共享公共阵地的方式，实现资源的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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